1979年10月，北京，陈云在确诊结肠癌、准备接受手术之前，惦记的不是个人安危，而是一桩拖了二十多年的旧案：潘汉年案。 这封信很短，分量却不轻。陈云写给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胡耀邦：“虽然这次是小刀，但人老了为防万一，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潘汉年问题的解决。” 所谓“小刀”，是陈云对手术的谦称。可他清楚，手术存在风险，而潘汉年的问题若继续拖下去，自己一旦发生意外，平反工作很可能再次搁置。一个身患重病的老同志，在踏上手术台之前仍想着一位已经去世多年的同志，这个细节，恰恰说明他对案件性质的判断十分坚定。 陈云并非凭印象替潘汉年说话。早在20世纪30年代，两人就在上海共事，对潘汉年的工作方式、处事风格和革命经历都有直接了解。潘汉年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和统战工作，敌我关系复杂，接触对象往往包括日伪人员、国民党方面人士以及社会各界人物。 这类工作最容易被简单化理解。与敌人接触，不等于投敌；掌握敌伪情报，也不等于站到敌人一边。潘汉年后来被定罪，关键恰恰在于没有把特殊环境下的联络行为，放回当时的任务背景中进行审查。 1943年，潘汉年在一次前往敌占区的工作中，被李士群、胡均鹤等人带去南京，会见了汪精卫。抗战胜利后，他没有把这段经历主动向组织讲清楚。1955年4月，潘汉年向党组织作了交代，并请求时任上海市长陈毅将有关报告转报中央。 问题由此暴露。潘汉年没有及时汇报，确实属于严重组织问题，但这与“内奸”并不是同一个概念。遗憾的是，当时党内肃反工作展开不久，案件很快从工作失误和汇报不及时，转向了政治定性，潘汉年随后被逮捕。 当时的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曾认真分析此案，并向中央提出疑问。他指出，潘汉年与敌伪系统的接触，许多是按照中央指示进行的；相关情报工作曾有报告，期间还获取过有价值的战略情报。更重要的是，上海地下党组织一直保存下来，直到上海解放也没有因潘汉年而遭到破坏。 李克农长期负责隐蔽战线工作，深知情报人员必须在危险环境中周旋。他的意见没有被当时的结论采纳。1963年，最高人民法院对潘汉年案作出终审判决，认定其为“内奸”，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潘汉年被下放劳动改造，1977年4月在长沙病逝。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陈云担任中纪委第一书记，开始参与处理大量历史遗留问题。他没有把潘汉年案当作普通旧案，而是抓住了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如果潘汉年真是内奸，上海和香港的地下组织为什么能够长期保持完整？ 为了核实事实，陈云找到了刘晓。刘晓1937年受中央派遣到上海，先后负责上海群众工作和江苏省委工作，对潘汉年在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时期的活动比较熟悉。那时刘晓因遭受迫害，右半身瘫痪，正在上海治病，听说陈云要见他，仍在夫人张毅陪同下赶回北京。 见面后，陈云直接说明来意：“你对潘汉年是了解的，请你和廖承志同志一起，给中央写材料。”刘晓行动不便，陈云又交代：“你讲，让张毅执笔，一个月后交给我。” 刘晓忍着身体的不适，回忆多年往事，张毅负责记录整理。这份材料没有停留在个人印象上，而是尽量列出时间、地点、人物和工作关系，为复查提供了重要线索。 1980年11月3日，讨论历史问题决议时，廖承志正式提出，潘汉年案“可以说是个冤案”，建议中央重新审查。他熟悉潘汉年在香港的工作，认为情报人员若不接触日伪，就不可能获得情报。廖承志还指出，潘汉年掌握的上海、香港地下组织和电台，直到全国解放都没有遭到破坏，这与“内奸”的结论明显矛盾。 廖承志会后又将发言整理成文字，写信送给陈云。陈云认为复查条件已经成熟，随即推动有关工作。1981年3月，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由中纪委复查潘汉年案。 中纪委调阅了全部档案，并向几十名曾与潘汉年共事的人调查核实。经过一年多研究，原先认定潘汉年为“内奸”的结论无法成立。1982年8月23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通知，宣布对潘汉年的逮捕、判刑、开除党籍等处理“都是错误的”，这是一桩建国以来的大冤案，应予彻底纠正。 平反决定作出后，陈云又请夏衍撰文纪念潘汉年，并建议在《人民日报》刊登。夏衍写成7000余字的《纪念潘汉年同志》，于1982年11月23日发表。至此，这位长期活动在隐蔽战线的共产党人，终于以真实身份重新出现在党的历史记录中。 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