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热播的《伟大的长征》以近乎纪录片的克制还有故事片的激昂，将长征这段奇迹般的历史慢慢还原出嚼劲来，而这其中的遵义会议更是拍出了一场没有硝烟的审判。 于和伟饰演的伟人在那场会议上没有慷慨陈词，但是镜头长久地停在他的脸上，那种疲惫中透出的清醒与坐在门口不断抽烟的李德形成了某种无需言说的对照。 作品难得可贵之处在于，它将历史的复杂性很好的拍了出来，它没有把胜利拍成天降，也没有把失败归咎于单一的“坏人”，历史的抉择是复杂且多面的。 不过当镜头掠过那个德国人垂头丧气的侧影时，一个被宏大叙事长期遮蔽的关于个体的影子悄然浮现，其实在长征的故事里，不仅仅有军事路线之争，还有关于个人品格的隐秘暗线。 李德在遵义会议上失去了指挥权，然而纵观时间长河，他在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失去的是作为一个“人”被历史记住的资格。 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1900年生于德国慕尼黑，早年在孤儿院长大，成年后加入了德国共产党，1928年进入苏联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2年被共产国际派往了中国。 1933年他抵达中央苏区时，不过三十出头，身份是军事顾问，彼时博古不懂军事，因此对他“十分依赖和支持”，可以说完完全全的将第五次反“围剿”的军事指挥大权彻底交给了他。 就这样一个仅仅在意大利战场看过几天大场面，然后在苏联课堂上学过一些军事理论的德国青年，一转身就成了八万红军的实际指挥者。 李德早年确实参加过一战，在奥地利和意大利前线都服过短役，这段经历使体验了堑壕战的运作方式，那就是双方士兵在泥泞中依托掩体作战，炮火准备后发起冲击，防御则是依靠密集火力网压制敌军。 之后李德于1929年春进入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系统学习三年，而该学院以“训战一致”为核心理念，所学28门专业课程聚焦于团、师、集团军的战术战役学，其核心是正规军在大规模正面战场上的协同作战。 这套训练体系以苏军正规化建设为背景 服务于大兵团作战需求，其预设前提是交战双方均为装备相当的正规军队，拥有火炮、坦克和航空兵支援，战场空间广阔且战线相对固定，这个跟李德在一战现场学到的堑壕战一样。 所以结合自己经历和学院思想，李德接受的战术思维，本质上就是一套“火力对火力、工事对工事”的正规战逻辑的，但是这个战术的前提需要交战双方的火力水平大致对等且都拥有强大的后勤补给和工程能力。 而到了我们的战场，很明显红军跟国军相差甚远，所以他照搬推行“堡垒对堡垒”的正规战，要求红军与装备精良的国军队拼消耗，肯定是错的不能再错的选择。 结果就是我军在广昌战役中遭受惨重损失，之后陈云称他为“靠铅笔指挥的战略家”，这个略带嘲讽的称谓精准地概括了他的问题。 那就是他在地图上画线却看不见那些线条下面是南方的山地、稻田和泥泞的小路，看不见红军赖以生存的一直是游击战。 而且“瞎指挥”只是李德诸多缺陷中较为显眼的一个，遵义会议决议对他的批评中还有“领导方式极端的恶劣”“惩办主义有了极大的苗头”“对军事上一切不同意见不但完全忽视，而且采取各种压制的方法”…… 这些措辞指向的是一种远比战术失误更根本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掌握权力的人到底是如何对待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 往历史深挖就发现李德是带着傲慢和非诚之心来到的中国。 他在瑞金住的“独立房子”离中央办公室和总参谋部只有五分钟步行路程，但是却是全苏区条件最好的住所，还专门配有秘书、翻译、警卫员和保健医生。 比伟人和其他领导人要奢侈多，可以说整个苏区只有他是特殊的，在那个艰苦的时期搞个人生活上的特殊化可并非无关紧要的细节。 因为一个住在“独立房子”里的人，怎么可能听得到普通战士的声音？一个靠“惩办主义”维系权威的顾问，又怎么可能真正理解他所指挥的这支军队赖以生存的信任与平等？ 而这种人格缺陷在他的私人生活中更是暴露得极为彻底，在李德初抵达苏区时，据索尔兹伯里记载，他“满以为红军与他认为的西方其他军队一样，有随军的女性可以陪护”，但苏区没有。 而后他还追求共青团一位干事的妻子，知道人结婚后还送礼示好，搞得对方丈夫大为恼火，事情闹到领导层面，而后组织上为了解决这个“从未遇到过的棘手事儿”，找到了一位名叫萧月华的年轻女战士，让她跟李德组建家庭来让李德稳定下来。 萧月华出身贫苦广东农家，十七岁入团，当时在少共中央局工作，之后在领导“软硬兼施”的磨泡下，她抱着“为革命牺牲”的精神同意嫁给李德。 朱德夫人康克清后来回忆说，萧月华是把李德看成了“第三国际和革命的代表”，所以凑合着和他一起过了。 只是这段婚姻从一开始就不是婚姻，就是一项组织上的任务，肖月华承担的也只是一个“任务妻子”的功能，她的身体和情感被当作维持一个外国顾问情绪稳定的必要支出，当然肖月华嫁给对方后也是希望能够真正的结成革命家庭，在共同为大目标奋斗的前提下也能过好小家。 但是李德却不给力，他对自己的妻子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尊重，而且他脾气暴躁，专横不讲道理。 到了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