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和浩特市区往西，大约五十公里，就是土默特左旗。 塔布赛村在旗政府所在地的西南方向，村口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村名。往里走，能看到一座典型的北方农村院落，土坯墙，木格窗，院子不大。一九零六年十二月二十三号，乌兰夫就出生在这个院子里。 那时候他还不叫乌兰夫，叫云泽。 土默特旗在清末民初的行政区划里属于绥远，各旗之间界限分明，蒙汉民众混居在一起，共同承受着军阀、王公和外来势力的多重挤压。乌兰夫家里是普通的蒙古族农民，祖父读过一些书，在村里算是有见识的人。乌兰夫六岁开始一边帮家里干活，一边跟着祖父识字。 一九一九年，他考进了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再后来去了北平，进了蒙藏学校。那是他人生第一个大的转折点。 北平蒙藏学校在李大钊、赵世炎、邓中夏等人的影响下，成了培养少数民族革命者的一个重要据点。乌兰夫在这里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五年四月，他和多松年、奎壁创办了内蒙古第一个革命刊物，叫《蒙古农民》。这份油印小报的发行量不大，但传播的范围很广，从归绥到包头，从河套到察哈尔，都有读者。 一九二五年九月，乌兰夫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同年十月，受中共北方区委选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 那一年他十九岁。从土默特的乡村到莫斯科，中间隔着西伯利亚的荒原和几条不同轨距的铁路。他在中山大学学了两年多，提前半年毕业，留校做教学翻译，后来又到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在苏联期间，他系统接触了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也观察了一个多民族国家如何处理族群关系。 这段经历对他后来的影响很深。他后来处理内蒙古事务时，始终把民族问题放在国家统一的框架里来考虑，而不是就民族谈民族。 一九二九年六月，乌兰夫受组织委派回到内蒙古西部。公开身份是土默特旗高等小学校教师兼庶务主任。白天站讲台，晚上在归绥、包头一带联络进步青年，组织农民抗税抗捐。草原上交通不便，一封信在路上走半个月是常事。地下工作最怕的就是一个陌生面孔出现在不该出现的地方。乌兰夫在这段时间里练出了一种本事，能在公开身份和秘密任务之间切换得很自然。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开始把目光投向内蒙古。 日本人很快发现，单纯靠军事占领难以长期统治草原。他们的策略转向扶持地方势力，以“民族自治”的名义制造分裂。德穆楚克栋鲁普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和日本合作的。他提出建立“高度自治”的蒙古政权，表面上是为蒙古民族争取权益，实际上逐渐沦为日本侵略政策的工具。 一九三五年，乌兰夫化名“乌云达赉”前往百灵庙，试图劝阻德王不要投靠日本。他做了大量抗日宣传，也和德王直接交涉过。但德王的决定已经不可逆转。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号，德王公开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 乌兰夫意识到，光靠政治说服已经不够了。他把工作重心转向争取蒙古族官兵中的爱国分子。他和云继先、朱实夫、云蔚等人取得联系，秘密策划武装起义。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号晚上，百灵庙保安队一千多名官兵分头行动，迅速控制了军械库和相关机构。枪声在草原的夜幕里回荡，起义部队占领了百灵庙，公开宣布脱离德王的控制，转而加入傅作义领导的抗日部队。 这次行动后来被称为百灵庙暴动，打响了蒙古民族武装抗日的第一枪。 乌兰夫不是冲锋在前的军事指挥者。他的角色在组织联络、政治动员和战略判断。起义部队被纳入傅作义的部队序列，后来发展成为蒙旗独立旅，一九三九年扩编为新编第三师。这支部队名义上属于国民党军队，但内部有共产党员负责政治工作，和民众的联系也比较紧密。 一九三九年，乌兰夫前往延安汇报工作。毛泽东听取了他和白海风的汇报，对百灵庙暴动给予了高度评价。 抗日战争胜利之后，内蒙古出现了新的权力真空。一些前王公和曾在伪蒙疆政权任职的人员，试图借助外部势力，建立所谓的“内蒙古人民共和国临时政府”。如果处理不当，内蒙古可能再次陷入分裂和武装冲突。 中共中央决定派乌兰夫去处理这个棘手问题。一九四五年十月，他抵达苏尼特右旗温都尔庙一带。面对的是一批已经挂牌办公、拥有政治名义的地方组织。 他没有立即采取军事手段，而是先争取干部和群众，通过政治手段改组原有机构。有同志担忧不带部队进去如何控制局面，乌兰夫的回答很直接，关键不在于压制人群，而在于阐明道理，把真正支持自治的人团结起来。 在乌兰夫的引领下，原先的临时政府得以重组，政治立场发生转变，随后迁至张北。他接着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把分散在东西部的民族自治力量整合到统一的领导之下。 一九四六年，东蒙古地区还存在另一股自治政治力量，双方在自治范围、政治路线以及与中央政府的关系等问题上存在分歧。乌兰夫没有急于采取命令式解决，而是推动双方坐下来谈判。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一号，他率领代表团前往承德，经过二十多天的协商，达成了“四三会议”成果。会议明确，内蒙古民族运动的目标是实现平等自治，而不是脱离国家的独立自治。 这份决议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了几个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