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富士康员工孙丹勇卷入iPhone样机丢失事件后，坠楼身亡。 半年后，半年后，从2010年初到5月，深圳富士康又接连发生年轻员工坠楼身亡和自杀未遂事件，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富士康十三连跳”。 彼时，大批十几岁、二十出头的年轻人，从河南、四川、湖南、湖北来到深圳，住进巨大的厂区宿舍，在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地工作。 当时富士康深圳一线工人的基本工资大约900元。 工资不够怎么办？加班。一些员工每月加班甚至超过100小时。也正是在那几个月，一个接一个的年轻人从宿舍楼上坠下。 富士康很快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开心理热线，组建心理关怀团队，深圳卫生部门也派心理医生进驻厂区。 与此同时，宿舍开始加装安全窗、防护栏，以及后来极其出名的“防跳网”。 更荒诞的是，富士康一度要求员工签署“不自杀承诺书”。 其中甚至约定，如果员工因自杀、自残等发生依法不属于公司责任的伤亡，家属不得再要求额外赔偿。 舆论哗然后，富士康取消了这一要求。但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 富士康背后还有一个名字： 苹果。 深圳的工人不认识美国消费者，美国消费者更不认识这些深圳工人。 可富士康的事情传到美国以后，竟然真的有人跑到苹果商店门口抗议。 到了2012年，Change.org和SumOfUs发起的两份请愿书，一共获得大约25万人签名。 抗议者前往纽约、华盛顿、旧金山、伦敦、悉尼、班加罗尔等地的苹果商店递交请愿，要求苹果改善中国供应商的劳动条件。 我第一次了解这段历史的时候，其实有一个疑问： 关他们什么事？ 富士康在中国，跳楼的是中国工人。 这些美国人、英国人、澳大利亚人，甚至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见到一个富士康流水线工人。 为什么要为了几千公里外一个陌生人的工资和加班问题，跑到苹果商店门口抗议？ 后来我才发现，这背后其实有一个我们不太熟悉的东西：消费者运动。 在欧美长期形成的消费者运动传统里，一件商品是谁生产的，又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在相当一部分公众看来，本身就是商品的一部分。 经过长期的劳工运动、人权运动和环保运动，欧美社会逐渐形成了一种观念： 企业的责任不能只停在自己的厂门口。 供应链上的劳工和环境问题，同样可能成为品牌的责任。 苹果是美国公司，我是苹果的消费者，我花的钱最终进入了这条供应链。 那么苹果就不能一边在美国卖“创新、自由、改变世界”，一边告诉消费者：中国代工厂里发生什么，与我无关。 过去企业可以说：那不是我的工厂，是供应商的问题。 后来消费者和NGO会继续追问： 那供应商为什么在给你生产？你有没有检查它的工时和劳动条件？明知道存在严重问题，为什么还继续下订单？ 这种观念后来甚至被写进了法律。德国的《供应链尽职调查法》、欧盟推进的企业可持续发展尽职调查制度，并不会因为企业用一句供应商问题可以撇清责任。 这种事情历史上发生过很多次，最经典的就是耐克。 上世纪90年代，耐克亚洲代工厂的低工资、超时劳动和恶劣工作条件不断曝光，引发美国学生、劳工组织和消费者长期抗议。 “血汗工厂”一度几乎成了耐克甩不掉的标签。 后来耐克开始建立供应商行为准则、加强供应链审计和劳动合规。这不是因为资本突然有了良心，而是这个标签开始伤害品牌。 2013年，孟加拉国拉纳广场大楼倒塌，超过1100名制衣工人死亡。 事故以后，给欧美市场供货的国际服装品牌遭遇巨大压力，最终200多家品牌和零售商参与了孟加拉国消防和建筑安全协议，接受工厂检查、整改和工人投诉机制。 工人死在孟加拉，压力却一路传到了欧美品牌总部。 现代全球资本主义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构：工厂可以在越南，矿山可以在刚果，服装可以在孟加拉，手机可以在中国组装，但品牌可能在纽约、巴黎、伦敦。 企业把生产全球化以后，劳工运动和消费者运动也开始沿着供应链全球化。 否则，就会出现一种非常方便的套利：在本国遵守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和环保法规。然后把最脏、最累、最危险的生产转移到监管更薄弱的国家。 最后再把商品运回来，贴上一个漂亮Logo，高价出售。 如果消费者和法律完全不管供应链，那么实际上就是：把剥削外包，把污染外包，把责任也一起外包。 这背后还有一层最简单的价值判断：有些最低限度的权利，不应该因为一个人出生在孟加拉、中国或者刚果就打折。 所以当年的美国消费者，并不是突然变成了圣人。资本主义社会也从来不盛产圣人。 真正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工会运动、劳工运动、环保运动和消费者运动之后，那里逐渐形成了一套机制：把道德问题变成商业问题。 工厂在深圳，品牌在美国。 生产可以外包，责任可没那么容易外包。 于是2012年，苹果引入公平劳工协会FLA，对富士康展开大规模调查。 这次调查覆盖3.55万名员工，发现大量超时加班问题，并要求富士康逐步把工时控制到中国法律规定的范围。 最荒诞的是，最后要求一家中国工厂遵守中国劳动法规的，竟然是一家美国公司请来的第三方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