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王毅外长会见了率团访华的日方代表岩屋毅。 岩屋毅不是普通的民间友好人士。他拥有三重身份：日本前外务大臣、自民党籍众议院议员、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会长。 这三个身份叠在一起，就意味着他这趟访华，天然带着远超“民间交流”的政治分量。 （王毅外长与岩屋毅会面） 尤其是其背后的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是日本最早的对华经济交流窗口，也是日中友好七团体之一。它的前任会长是河野洋平，中日之间公认的“老朋友”，在两国政界和商界都有极高声望。 今年6月河野去世，7月岩屋毅接任会长，随即重新协调了因河野离世而延期的访华行程，这恰恰反映了日方的迫切。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代表团有约50名日本企业高管。这个规模，放在中日关系正常时期不算什么，但放在因高市早苗涉台言论导致中日官方高层对话几乎中断的背景下，就极其扎眼了。这些企业高管跟着岩屋毅来，显然不只是为了恢复因中日关系恶化而几乎停滞的经贸往来。 那么，这场会面，双方都谈了什么呢？有分析称， 王毅外长在会谈中的表态，展现了中方对日政策的核心框架——两条红线，一个方向。 （日本代表团此次可能不只是为了经济问题而来） 第一条红线是历史问题。 王毅外长当面把话挑明了：如果仍然有人不愿反省过去那段历史，甚至挑战战后和平宪法，为历史翻案、为战犯招魂，“日本就无法面对世界，更谈不上开辟未来，也难以有未来”。 《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构筑了战后国际秩序，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就是这套秩序在日本国内的法律化身。日本右翼想修宪，想改第九条，想重新武装自己，本质上就是在挑战战后国际秩序。 高市早苗是修宪的急先锋，一贯主张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王毅把历史问题拎出来，等于把高市早苗的打算放到了战后国际秩序的审判台上。 这番话的力度，高市早苗政府不可能听不出来。 第二条红线是台湾问题。王毅说得更直接：对日方而言，“紧迫的是尽快纠正本国领导人在台湾问题上的错误言行”。相当于直接点了高市早苗的名。 （高市早苗的错误言论，中方绝不会轻易揭过） 她此前的错误涉台言论，严重偏离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的精神，中方不可能接受这种言论，更不可能把它当成“可以搁置的分歧”。高市早苗若不道歉撤回错误言论，一切都免谈。 在划出两条红线之后，王毅提出了期待：紧迫的是纠正涉台错误言行，重要的是在历史问题上采取正确态度，根本的是形成客观理性的对华认知。这三点实际上构成了中方为日方开出的“整改清单”。 而岩屋毅的回应，恰恰说明这份清单日本国内有人愿意接，而且接得很认真。 岩屋毅重点强调了一句话：“日本不应忘记过去的教训，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继续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 这无异于当着王毅的面，把高市早苗的政治议程否了。 高市早苗修宪，岩屋毅坚持和平道路。高市早苗改第九条，岩屋毅坚持战后国家的根本。这两条路是对立的，岩屋毅选了后面那条，而且是在北京说的。这个表态的含金量，比他在东京说一百遍都高。 （岩屋毅的立场本就与高市早苗不同） 尤其是那句“政治家必须把握好日本的方向。”高市早苗是该好好听听了。 岩屋毅为什么敢这么讲？因为他不是普通政客，而是“反高市”的代表人物。此前的自民党总裁选举，他全力支持石破茂，和高市早苗正面交锋。两人的路线对立，从那时候就公开化了。 访华前几个月，岩屋毅演讲时说了句很重的话：“如果一个只会‘向右看齐’、不再敢表达意见的自民党继续存在，恐怕会把国家带向错误的方向。” 到了北京，他把这个批评“升级”了。在国内说，是党内路线之争。在北京说，就成了外交场合的公开表态。 这等于是在中方最高外交官面前，亮明了日本国内存在一条不同于高市早苗的对华路线。 这条路线有历史传统，有组织基础，有现实诉求。岩屋毅这一趟，就是来给这条路线找活路的。 （美国对华态度的微妙变化，也让日本感到了不安） 当然，不能把岩屋毅想得太理想主义。他首先是个政治家，其次才是“老朋友”。他来北京，固然有对中日关系大局的考量，但也有国内政治的算盘。 对此， 中方的态度很明确：民间交流的门，开着；政治红线的门槛，不降。 中日关系的改善，最终取决于日方能否在历史和台湾这两个核心问题上做出正确的政治选择。 现在看来，正常化的钥匙握在日方手中，而岩屋毅的访华，恰恰证明这把钥匙并非无人愿意去拿。 特别